久美的唐卡（散文）
简默
像许多中国夫妻一样，我和妻子回到家里不大说话，单等上了饭桌再说，仿佛饭桌是各种话题的孵化器，没了它就无话可说了。我们俩相对而坐，像两只淘气的喵星人，踩着各自爪下的一团麻线，剪不断理还乱，不是我将我的线头丢给她，就是她把她的线头抛给我，我们俩隔着饭菜接住对方的线头，越扯越长越远，漫无边际，直至这顿饭结束，意犹未尽。我们俩显然是将老祖宗“食不语”的遗训扔到了脑后。我们俩的话题随着兴之所至迅速展开，天上地下，贯通古今，杂七杂八。
下了饭桌，我们俩继续争论谁洗碗，谁擦桌子和扫地。然后，我们俩一头扎进各自的房间，她看她的电视剧，我写我的东西，吝啬得不再说一句话，似乎所有的话都在饭桌上说尽了。
在这顿晚餐上，第一个话题是唐卡。我先将线头丢给了她：“说到唐卡，你首先想到了什么？”
她的表情像回答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有点儿兴奋，眼睛一眨不眨地脱口答道：“唐三彩。”
我哑然失笑，右嘴角不自觉地翘起一丝鄙夷，这叫我的嘴看上去有些歪。唐卡与唐三彩，哪跟哪啊？！尽管它们都姓唐，却风马牛不相及，不是一家人，就进不了一家门。
“你说！”她觑出了我的鄙夷，命令的口吻中带着任性。
这个问题其实我早考虑过了，因此张口即来：“我想到了远方一位美丽的女子，像楼兰新娘一样惊艳，她的名字叫唐卡……”
她打断了我，不耐烦地说：“行了，别拽了，说点别的吧！”
大概是我的鄙夷激怒了她，她此刻的表现不像是一个好听众。我们俩马上转移了话题，唐卡真的像一位女子，被我们俩联手打入了“冷宫”。
饭后我回到我的书房，这儿是我的避风港。书桌上的手机扯开嗓子开始焦灼地歌唱，同时抖索着身体在振动。我探头扫了一眼，是一个陌生的北京座机，现在骚扰电话多如牛毛，接多了叫我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个好人，便决定不理会它。手机又一次歌唱加振动起来，我开始不确定它是不是找我的，根据我的经验，骚扰电话一般只打一遍，你不接听便不会再打了。我接了，对方是个女人，自称叫田欣，是西藏网的工作人员。她的声音听上去比较年轻，但不清脆，也不好听，我穿过信号想象着声音背后的她，结果她的面孔像她的声音一样模糊。她告诉我，她们网站组织了一个到西藏过藏历新年的活动，问我愿不愿参加？这一瞬间，我竟想到了晚饭桌上的唐卡，根本没考虑自己从未去过西藏，也没预想到会遇见什么困难，就应道：“我愿去。”
临出门前，妻子突然对我说：“记得带幅唐卡回来。”
女人真是个好奇的动物，她居然还记得。
我的左脚已迈出门，头也不回地说：“好。”随后，电梯垂直的速度将我吐到了地面，高铁抻长的速度又将我一溜烟地载到了北京。
此刻，坐在这间敞亮但有些压抑的会议室里，耳边飘过形形色色的声音，我走起神来，又想到了唐卡，它就像我小学课堂上的那幅壮锦，被一阵大风刮上了天空，稳稳地铺在雪白的云端之上，太阳洒下万千道金光，彻底镀亮了它，它变得透明了，像一个婴儿，吹弹即破。直到那个叫田欣的女人开始读着身份证号码分发卧铺票，它才跳下云端，不知去向了。我努力专注地捕捉着从田欣口中流出的每一串数字，对照着烂熟于我心的那一串数字，但她读到最后，也没有我的，我的心头泛起了失落。
田欣来到我跟前，悄悄地告诉我，他们是委托旅行社买的票，由于旅行社的疏忽，没买我的票，而买成了旅行社一位工作人员的票。我傻眼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被排斥在了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团队外头，成了孤孤单单的一个，没有票意味着所有的门将对我关闭，我也将灰溜溜地独自一人打道回府。
我想发火，指责田欣她们是干什么吃的，耍我白白跑了一趟，但看着田欣一头的汗水，我强忍住了。我主动提出我不去了，现在就买票回家。田欣安慰着我，说这事千万别闹得叫她领导知道，她马上跟旅行社交涉。她转身走了，转眼来了，说：“离开车还有仨小时，退票再买票肯定是不行了，旅行社的人答应找关系将你送进站。”我反复地质疑这样做的牢靠性，再次提出到了车站，他们去西藏，我买票回家。田欣哭丧着脸说：“你就别再说回家了，咱们试试看吧。”
不管是去西藏还是回家，我都要到火车站，从这儿坐上火车去我能去的地方。我像一个黑户，尴尬地拖着行李箱尾随在队伍最后，怀中揣着一个陌生人的票。天色渐渐地黑了，其他人有说有笑地走向检票口，我们的领队田欣和我在寒风中等候着旅行社的人。他来了，还带了一个当兵的，听口气就在车站上值勤。当兵的领着我们来到检票口前，我掏出了那张票，坐在里面的女检票员接过去，说：“身份证。”我的心一紧，回头看了看那当兵的，他像是没事似的。女检票员不耐烦了，凑近话筒近乎喊道：“身份证拿出来。”当兵的拥上前，说：“我们给他买的票。”女检票员像没听到，仍然在强调：“身份证。”当兵的抬高了声音：“我们帮他买的票。”他反复说的这句话仿佛是一个保证，潜台词是你就放心吧，我们已经验证过这个人了，他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可靠的好人。女检票员一句话没说，缓缓地将票递给我，这意味着我可以进站了。我如获大赦，快步过了安检通道。
我扯着行李箱，穿行在站台上，箱子的两只胶皮轱辘滚过地面，发出亢奋响亮的喘息，像是我无法止息的心跳，又像是实现某个“阴谋”后按捺不住的激动。我捏着一个陌生人的票，在3号车厢找到了它，这是一个上铺，稍起身坐起来，都会碰到头，却足够长和宽，平躺下恰好容纳得了我的身体和梦境。接下来近两天的时间，我将在这张别人的床上，做着自己的梦，直至抵达拉萨。
我说过，我们这是一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团队，说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也行。除了那些西藏网的工作人员，之前我们都互相不认识，我们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因为怀着对西藏的好奇、向往与热爱才走到一块儿的。这其实也大致代表了我们十三个人中的三类人：对西藏一知半解者怀着的是好奇，了解足够多了但没去过的有的是向往，去过多次念念不忘的是热爱。同时这也是一支奇怪的团队，我们当中有网站记者、纸媒记者、作家、玩户外的、职业旅行家、业余摄影师、大学教师、公司职员、动漫设计师、在校大学生，甚至还有入殓师。我们统一被集合到了“网友”的麾下，这让我们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只蜘蛛，从不同的方向爬过来，攒聚在一张叫西藏的网上。我不知道西藏网是依据什么标准，又是如何将这些“蜘蛛”临时抓到一起的，在未来的十天里，西藏网收养我们的目的仅仅是带着我们到处走马观花，记些流水账似的文字和拍些浮光掠影的图片吗？
作家就是我。昨晚我差点儿成了“漏网之蛛”，也许我从头就是被忽略的，可有可无的，否则，怎么解释单单买错了我一个人的票呢？我是这么认为的。天亮了，太阳在山背后等待着掀开红红的盖头，但昨晚不愉快的经历带给我的阴影仍像浓雾飘在心头。我就是这么一个小心眼儿的人，拿得起，放不下，心事重，自虐狂。
我们睡的是硬卧，我这边上中下三个铺，对面三个铺，都是我们的人。其余五个人分别是：网站记者小唐、纸媒记者老杨、职业旅行家老于、业余摄影师老燕，还有一位中年女人老朱，是个公司职员。他们中老于和老燕都多次入藏，累计至少晒了一年以上拉萨的阳光，老燕走到哪儿用的都是拉萨的手机号。我和剩余的仨人都是第一次进藏，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仨兴奋地与老于谈论着他们想象中的西藏，老于来自甘肃，他很健谈，黏稠尖细的嗓音说着他在西藏的经历，老燕则盘腿坐在铺边刷他的平板电脑。据有经验者介绍，高原反应猝然袭来时，有人会产生莫名的兴奋，坐卧不安，我们目前离能够发生高原反应的海拔还远着呢，他们又是从哪儿来的兴奋呢？
老杨从辽宁来，是一家地市级晚报的记者，他一口“二人转”的腔调，此时他的故乡正沉浸在冰天雪地之中，他是穿着大棉裤来的，车厢里暖气很充足，不久他就喊热了，脱得只剩下了睡衣。他坐在铺边，跟身边和对面的几个人闲聊，由于之前大家都互不相识，似乎大家聊起来都有意拣些自己与众不同的东西来说，譬如老于聊他一个人的西藏，说天葬，说转经，唯一有发言权的老燕继续头也不抬地刷平板电脑，其他人静静地听着，不时地插嘴问上些有点儿弱智的问题。我仰面躺在上铺，下边的声音热闹而嘈杂，像群蝇嗡嗡地涌上来，我插不上嘴，也不想插嘴，又没法制止，不得不被“听”着。老杨说上了他自己，他说他获过“韬奋新闻奖”，我没听错，他就说他获过“韬奋新闻奖”。在场的人都听见了，也许有人在意，也许有人不在意，也许有人压根儿就不知道“韬奋新闻奖”是什么。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自视甚高的家伙。不幸的是我在意并知道“韬奋新闻奖”是什么。我当时是不是一刹那闪过叫他当场出丑的念头，事后想一想，也许是有的。动机呢？也许是瞧不起他，也许是看不惯他，也许是他们几个热烈的交谈影响了我的清净，我正无计可施，恰好老杨撞上了我的枪口，我决定杀一儆百地亮亮他的丑。我侧过身子，微扬起头，俯瞰着下边的老杨说：“哟，韬奋新闻奖？那挺难的，在我们省，获过这个奖的也没几个人啊。”大概是我的语气里含有质疑和不友好的成分，老杨好像心虚了，忙改口道：“是我编辑的新闻获的奖。”我仍在强调：“那也不容易。”口气听上去有些咄咄逼人。老杨沉默了，其他人也不说话了，纷纷埋头摆弄起手机，难得的清净回来了，我为这效果而暗暗得意。其实大家都有手机，都能够当场上网，老杨的“奖”是真是假，上网问问度娘就知道了，大家不愿或想不起来去核实，只有我口无遮拦地问了出来，让老杨出丑了，难堪了，他或许因此记恨上我了，但我不后悔，我就是瞧不起他说假话，看不惯他的做派。
老朱接了个电话，是她儿子打来的。她也是东北那旮旯儿人，微胖的身材，大大咧咧的性格，似乎毫无城府。她从上车坐下就大呼小叫自己在北京咋样咋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说北京是自己永远的家，自己是北京永久的市民。现在她远在东北老家的儿子打电话了，要到北京来过春节了，她起身快步走到车厢接合部去接电话，肯定是不想让我们听到什么。像她这样的人，我见的多了，她爱北京，北京却不爱她，她拿自己当北京市民，北京却视她为流动人口，舍不得给她一纸户口。说穿了，她就是一个寄生在北京这棵大树上的“北漂”。我固执地坚信自己的判断，但这一次，我只在心里想，没当面揭穿她。
根据田欣的要求，小唐将以“拍客”的视角采访这支团队的每一个人，我们将面对他的镜头做自我介绍、说自己对西藏的向往和感受，等等。除了老燕和我，其他人都爽快地同意接受采访。小唐找到老燕时，老燕正躺在他的下铺闭目养神，他睁开眼睛听小唐俯下身子讲完，马上拒绝了，小唐问为什么？他答不为什么，就是不想。小唐直起身，无奈地耸耸肩膀，仰头问我，我说我从不接受采访。我拒绝的口气好像我是一个大腕，我在江湖中的传说和地位叫我有资格如此说，也这样做，但其实我就是一个三流作家，在不大的圈子内小有名气而已，真的有媒体来采访我会乐得屁颠屁颠的，只是面对小唐，和老杨这些人，我得摆足谱，不能掉价。小唐试图说服我，我不为所动，舌尖上翻来覆去滚动的就是“我从不接受采访”，这句话让我像一只防御良好的刺猬，他无从下手，又不甘心，继续纠缠着我。我同样看不惯这个在车厢里也戴顶牛仔帽的年轻人，似乎觑见了他瘦高身体上忽开忽合的某条缝隙，心怀恶毒地问他：“你是哪儿毕业的？”我当然指的是大学。小唐说了南方一所不知名的大学。我实话实说：“没听说过。”小唐收敛起笑容，默默地转身走了。我再次兴奋于我的直觉，像小唐这样的人，来自滇南山区，不是出身于名校，没有背景，也没有钱，仍然摆脱不了“北漂”打工的命运。
表面看上去，在对待采访问题上，老燕和我都坚定地拒绝了，我俩仿佛不自觉地结成了同盟。但只有我清楚，老燕和我不是一类人，外表冷漠、不苟言笑的他固守着自己内心孤傲的疆域，瞧不起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
在车厢接合部，我碰到了田欣，她不解地问我：“为什么拒绝采访？”我回答她的仍是一句“我从不接受采访”。她是一个高个子女人，看上去比我高了半头，她站在这半头的高度上盯着我，面无表情，一句话不说。据说这次活动是田欣出的点子并负责实施的。我忍不住了，脱口而出：“你看你都招了些什么人？”她反唇相讥：“不是还有你吗？”我无言以对。
我有点儿后悔来了，真不如当时在检票口被拒之门外，我就死心塌地地买票打道回府了。
全列密闭的火车攒劲奔跑，前方是拉萨，我又想到了唐卡。
终于到拉萨了。明晃晃的阳光照在玛布日山顶上，照在布达拉宫的金顶、法轮、胜利幢和五色经幡上，也照在我们的身上和脸上。
在博物馆，我第一次与唐卡猝然邂逅。它们悬挂于墙壁上，外头罩上了玻璃。贴近玻璃我看见它们在漫漫数百年时光的拂面下，渐渐地显出了陈年旧态，但沉落于色彩底下的华丽、姣美与明亮仍然点燃了我的眼睛。惊艳之余，我决定去寺庙看唐卡。那儿的唐卡离佛最近，也是自由的，没有玻璃束缚着它们。
第二天是藏历新年初二，田欣给我们放了假，随便我们自由活动。我独自一人出了饭店，远远地看到马路正对面有一列长长的队伍蜿蜒向大昭寺方向，他们都是等待朝拜大昭寺那尊佛祖12岁等身像的藏胞，我加入了队伍里。我被夹在了藏胞中，尾随在他们的信仰身后，看着原本相互陌生的他们笑吟吟地打招呼，听着吐字快而清晰的藏语，恍若置身于一个大家庭中。他们的手中拿着哈达，提着暖瓶，里面盛着清亮的酥油，正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他们的脚步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你可以说他们的双脚如犁铧，缓缓穿过播种和收获希望的土地；他们的脸上留下了太阳的印记，那是与阳光亲吻、辛勤生活的细节，也是被信仰虔诚煨过的肤色。
进入大昭寺前的广场，已是正午。太阳像一个火辣辣的项圈，悬在我们的头顶上，从里向外扩散着绵绵的热量。在我的面前和身后，藏胞们左手攥着念珠，口中不停地念着经文。这些带着热情和诚心的经文凝聚在一块儿，席卷成了强大的气场，流淌在空气中，环绕着我，洗涤着我，我仿佛身心透明起来，脚步不自觉地追随着他们的信仰前行。
我终于近距离地看见大昭寺了，它的双鹿法轮被阳光洗得通体发亮，晃花了我的眼，我陡生一种隔开尘世的感觉。在寺前手工打磨的千年油石板路上，一些藏胞头顶太阳，铺开卡垫，面朝寺庙，面朝佛祖，一遍一遍地双手合十，举至额头，默默祷告，五体投地，磕等身长头。队伍绕过大昭寺，上了八廓街，自西向东画那个圆满。耸立在寺庙外墙边的白色煨桑炉，靠近炉口处已被烟雾熏黑了，此刻桑烟弥漫，如梦似幻，炉内火苗通红，映亮了大半个炉子，还不断地有人添桑，边念经边洒上青稞酒、糌粑和青稞粒。我从桑炉边悄然走过，像掠过梦境，飘然欲仙。
队伍拐到了寺庙的背后，路上接踵有转经的人走过，他们脚步匆匆，神色平静，右手攥着转经筒，边走边转，嘴里念念有词，旋转声与风声额头相碰，使他们的内心单纯似水，脚下坚定如石。一路上都不断地有人从身边的空儿翻越栏杆，加塞进入队伍中间，他们大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大概是站不了那么久，也可能是捺不住性子，又迫切地渴望朝拜佛祖，选择了抄此捷径。叫我奇怪的是，大家仿佛理解他们渴望尽早朝拜佛祖的心情，对这种公然的加塞行为保持了容忍和默许，甚至热情地支持。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我和我的同胞们仿佛都有一个火爆脾气，会站在某个所谓高地上，异口同声地予以谴责，一致认为他们妨碍和影响了自己，直至瞪大眼睛盯着他们灰溜溜地退出。我身后是一个藏族小伙子，他身材瘦削，头发凌乱，满面黢黑，双眼凹陷，穿着黑色羽绒服，洗得泛白的牛仔裤依稀辨得出蓝色，软塌塌得没了形，瞧上去已很久没洗了。他抬腿走路，右腿一瘸一拐的，明显是个残疾人。他站在我的身后，我有点儿不放心，就借口方便跟他说话，主动换到了他的后面。他的汉语说得不好，主要是不流利，磕磕巴巴的，仿佛憋着劲儿一个字一个字地挤了出来。这叫他从一开始，就与我的交流有障碍。他说他叫久美，来自那曲的一个牧民家庭，父亲去世后因家境贫穷，高中没毕业辍学到拉萨打工。后来骑摩托车出了车祸，腿落下了残疾，没法继续打工了，经人介绍到色拉寺学画唐卡。久美竟然是个画唐卡的，想不到我到处寻觅唐卡，眼前就出现了个画唐卡的，对此我半信半疑。没等我问久美唐卡的事，他自来熟似的不停地回头跟我说话，一会儿问我随身背的包里装的是不是电脑，惹得我慌忙紧紧地捂住了包；一会儿见我掏出钱包准备布施，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钱包，吓得我另一只手捂紧了钱包。
我们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尾，一条找不到家的黑狗，也可能是一条放生狗，在拐弯处追随上了我们，它和它的影子都孤零零的，在我们的身旁和脚下，一会儿昂头冲着我们嘹亮狂放地吼叫，一会儿频频摇头像在固执地否定着什么，一会儿从这头跑向那头又折返回来，这些表演似的举动溅起藏胞们一片轻松的笑声。它挨近队伍，先蹭蹭那个中年妇女，又靠靠久美。凡有牧民处必定有藏狗的身影，它们忠实地跟随着牧民放牧和看家，作为牧民的后代，狗是久美从小到大的玩伴和帮手，现在他离开了草原，来到了拉萨，但对狗的感情却无丝毫改变。他探出手逗它，它接收到友好的信号，当作了喜欢和鼓励，伸出两条前腿，扒上久美的手，站立像一个人，亮晶晶的眼睛里映出一张张微笑的脸，久美腾出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头，那一刻，它闭上眼睛，温驯极了，仿佛睡着了。
趁这空当儿，一个头发花白、身穿咖啡色藏袍的老年妇女走过我身边，站到了久美的前头，久美放下了狗，直起身用藏语笑眯眯地招呼着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后背，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她也面露微笑地与久美热烈交谈。我一点儿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但看得出他们的心情是愉快的，交谈是融洽的。我插空问久美：“你认识她？她是你什么人？”久美摇了摇头。这回轮到我吃惊了，不认识意味着从未接触过，初次见面就有那样亲密的举动，身为内地人这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磕长头撞击石板发出的声音唤醒了我。我循声望去，一个康巴汉子头系鲜红的英雄结，打卷的长发垂下来遮住了他的脸，他的右裤管空空荡荡，像是一只空洞无物的蝉蜕。他挣扎着起身，摇晃着站住，双掌间套着两块厚厚的木板，缓缓并拢合十，举过鼻尖，至额头，一脸庄重，又一次以俯冲向下的姿势，一头扎入大地的内心，一只脚承受着整个身体的重量，身体与大地紧紧地贴为一体。他黝黑如锅底的脸，额头正中央新伤摞着旧疤，鲜血淋漓，像是洞穿了一个伤口；他咸涩的汗水，从额头从脸上，一滴一滴地串成线，打击如注到石板上，淌成一条小小的河流，很快被滚烫的石板烤干了，腾起一缕看不见的尘雾……他起身，俯身，再次扎猛子似的冲下去，双手拨开一切，口中默念六字真言，内心无比宁静，却准确地击中了我的心脏。我的眼睛湿润了，模糊中我看见了他艰难挺直的脊背，他肩头横插的单拐，他胸前拴着的帆布围裙。久美双眼潮了，慢慢弯腰，隔着栏杆小心翼翼地将布施递给他，他伸手接了，面目严肃，继续向前。
久美看见了一个熟人，他用藏语跟他说了几句话，站在街上的他立刻跑进店里，买来了两听可口可乐塞给久美，久美大方地递给我一听，排了六七个小时队，我正口干舌燥，但我不敢喝，以不渴婉拒了，他也不客气，随手递给了前头的一位中年女人，她打开仰脖就喝，还让跟随着她的儿子喝。她和久美，他们素不相识，但她能够坦然放心地接受他的可口可乐，我却不敢，是长期在社会上养成的警惕之心叫我像一张弓绷紧了自己，轻易不敢放松，而这些在久美真挚好奇的笑容下，面对他一颗纯正未被污染的心灵，显得多么可怜和可笑。
喝着可口可乐，久美终于跟我说到了唐卡——
我们藏族早期以游牧为生，我们在广袤荒凉的高原上逐水草而居，虔诚信仰佛教的我们不可能随着游牧到处盖起寺庙，需要一种既方便随身携带，又可以随时随地供奉的圣物来皈依和瞻仰佛陀，唐卡这种卷轴画就在画师手中应运而生了，能够裹成一卷的唐卡便成为随身携带的流动的寺庙。我们赶着牦牛走到哪儿，就把唐卡带到哪儿，系挂在帐篷里，甚至天底下、头顶上一根普通的树枝间，供我们祈祷、膜拜和观想。渐渐地，唐卡的身影延伸进了寺庙和家庭，成为我们的修行依托和心灵日记。
我今年二十三岁，五年前还在社会上奔波打工，三年前车祸发生后，右腿残了，曾经健全的身体没了，重体力活干不了了。我觉得天要塌了，这个年龄所拥有的美好的一切都要离我远去了，禁不住万念俱灰，度日如年。就在这时，有人介绍我到色拉寺跟着和尚学画唐卡。你知道像藏传佛教一样，画唐卡也是以师徒传承的形式一代又一代地延续的。按照我们藏区传统沿袭的规矩，拜师学画唐卡是免费的。我八岁那年曾经被阿爸送到一位老师家里学画唐卡，我吃住在老师家，每天练习画《度量经》，严格按照各种造像的造型特征和身体各部位的度量比例来画，老师在我们身边踱来踱去地看。十天后，老师说我的手很软，有天赋，可以留下来了。但阿爸改变了主意，给我报了名，领我回去上学了。现在，我的腿残了，梦想之门向我关闭了，我幼时向往亲近的唐卡却向我发出了召唤，那些画中的佛陀和度母仿佛活了，昭示和引领着我重新拿起画笔。
我第一次推开色拉寺印满沧桑的木门，迎面扑来我熟悉的酥油和藏香的气息，还有在阳光下清晰可见的时间的尘土，重重地呛了我一嗓子。寺庙里的画室很安静，我和其他人每天早上盘坐在氆氇毡毯上诵经，诵完经洗净手才开始画。我弓起身子从学习画黑白线稿起步，每天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也不说话，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粗疏的画布，一遍一遍地练习，就怕线走歪了。最初我的心浮躁如拉萨河上升起的暮霭，手也不听使唤，拉线条时常常拉歪了，废掉了一张张画布。慢慢地，我的心平了、气静了、坐住了、手稳了、专注了，整个心灵都投入了一笔一笔之中，那些粗细不一的线条也有了生命，它们调动起柔软的身体跳舞，我快乐地追随着它们的节奏，忘了痛苦和绝望，丢了落寞和忧伤，越画越开心，重新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和安详。
接着我要学习研磨、调配颜料，从几种基础颜色中调出一百多种颜色，这完全得靠手工操作。我眼前所有的颜料都取自大地，像藏红花这种植物，就是我从小看惯了的，也闻惯了它的气息，如今却越来越少了。这真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因为颜料是唐卡的根，最珍贵的就是颜料。配制颜料的过程缓慢而复杂，像我这样的年轻男人有力气，适合打磨白色和黄色，蓝色和绿色就需要体弱无力的人慢慢地研磨。熟练掌握配制颜料的过程，也是深入了解颜料的过程，随后才能跟老师学习涂色和晕染。我的面前是用绳子绷紧在木框上的画布，脚下是大大小小的白瓷碟，里面盛着各色颜料。我左手托碟，右手拿画笔，每画一笔都是在与神灵对话。绘制流程复杂的唐卡是一种不容出错的艺术，一笔画错再去补救就像一个伤疤一样，只能换张画布重新起稿。这就要求绘制者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在所有画唐卡的时间中，都要秉一颗虔诚之心，保持清净和平静，心无旁骛地一直画下去，这个时间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我曾花费五个月画了一幅唐卡，仅画天空就用了十天时间，而那些细如头发丝的线条更要盯准了一笔一笔地细细勾勒，一天下来，眼睛生疼，只想紧紧地闭上，仿佛有泪水就要溢出。
画唐卡对我们藏族人是一件神圣而有功德的事，也是我们礼佛和研习佛法的一部分。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漫长的修行。
“你是说画唐卡是一种漫长的修行？”我吃惊地问。
“对，再大的画布也有限，再长的人生也有尽头，画唐卡是在自己有限如画布的此生中，画出心中无限的佛，为来世求得福报，这和我们转山转湖转佛塔、磕等身长头、念六字真言都是一样的。我们画一幅好唐卡一般都需要三个月以上，耗时费神，对体力和毅力都是严格的考验，这难道不是漫长的修行吗？”久美有些自豪地反问我。
我没回答他。久美又说：“你知道吗？我们藏族人把唐卡画师称为‘拉日巴’。”
从头到此刻，久美就这个“拉日巴”说得最流利、最顺溜。“‘拉日巴’，”我重复道，“什么意思？”
“画佛或神的人。”
“哦，你也是一个‘拉日巴’。”
“不，我差得远呢，厉害的‘拉日巴’能够做到不看线稿或唐卡，仅凭记忆就将整幅唐卡的草稿画出来。”
“你迟早也能够做得到。”
“谢谢。”久美咬着舌头说。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像久美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曾经空洞和浮躁的心灵，在日复一日地画唐卡中变得充实如成熟的青稞，平静如八月的纳木错水。终有一日，他们会让梦想开花，成为一名真正的“拉日巴”。
眼看着一步一步地接近大昭寺内，久美浑身战栗，不能自已，随之手舞足蹈起来，瞧上去有些滑稽。我拍了拍他的背，问道：“你怎么啦？”
他双手合十，满面含笑，兴奋地说：“我要领受佛祖摸顶赐福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竟然激动起来，仿佛脚下有一波一波不安分的潮水，在脚与脚之间来回地冲击，像电流传遍了全身。
终于迈过了那道又高又厚的木门槛，进入了寺内，沿着顺时针方向来到一个宽阔的露天庭院，继续向前走，迎面是一排排跃动的火苗，数百盏酥油灯正燃烧在数百只铜碗中，无声地表达着信徒们的虔诚和祈祷。藏胞们次第上前，端起暖瓶，小心地向下倾注着酥油，一滴不漏地注入了碗中，不紧不慢地注入了佛的内心。有的火苗被折断了飞翔的翅膀，但他们马上双眼注视着它，轻轻地帮它们接上这些明亮轻盈的翅膀，使它们能够最终飞抵他们心中的佛。
我也终于看见了那些悬挂于墙壁或柱梁上的唐卡，它们高高在我的头顶，必须仰望，佛陀法相庄严，度母神态安详，我竟觉得他们正凝视着我，一眼洞悉了我的内心，引领着我卑微的灵魂，沿着那一缕笔直的微光向上飞升。
直到进入佛堂。值班的和尚手捧佛祖金身穿过的圣衣，我忙学着藏胞的样子，弯腰探头，和尚在我头顶轻敲一下代替摸顶赐福。现在我来到了佛祖面前，他盘腿趺坐，姿势优雅，眉眼慈善，端庄亲切。我仰视着他，双手合十，弯腰闭目，垂头默祷。他，不语，但对我想说的和所说的都已洞悉于胸；我，默默，从他的指间、表情中已获取力量和信心。有和尚布施给我一只香蕉。离开佛堂时另一个值班的和尚手捧佛祖金身穿过的圣衣，我忙弯腰探头，和尚在我头顶轻敲一下代替摸顶赐福。
自进至出，我的头顶向下汩汩传递着他的体温，我觉得浑身温暖幸福。
看看手中的这只香蕉，它又长又大，面目金黄，如一钩弯月，像是从寺内壁画中走下来的，让这个下午始终保持着安静。
我和久美出了寺重新站在明晃晃的阳光中间，已是下午三点半。我执意要请久美吃一碗冷面，就在我们坐在那儿等面的工夫，久美又跟一位打扫卫生的妇女说上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跟谁都有话说。他俩说的是藏语，我听不懂，但看得出久美很兴奋，那个妇女也很高兴。说着说着他慷慨地分了一半香蕉给她，与她分享着这份来自佛祖的荣光和祝福，妇女兴奋得满面红光。
我看着自己手中那一只黄灿灿的香蕉，它比久美的要大许多。我忽地想到，各人有各自的活法，无法一概要求，老杨的谎言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老朱的表现不过是女人再正常不过的虚荣而已，我何以庸人自扰地非要戳穿它们呢？静静地聆听，会心地一笑不是更好吗？还有小唐，他的采访也是事先安排的活动内容，既然我加入了这个团队，就有义务配合采访。这样想着我浑身轻松起来，决定精心收好这只香蕉，回到我的团队当中，与大家一同分享这份来自佛祖的祝福。
我和久美都饿坏了，我俩大口扒着冷面。贴身衣兜里的手机响了，是妻子，她提醒我道：“别忘了带幅唐卡回来。”
我答：“错，不是带，是请，请一幅唐卡回家。”
说完，我和久美相视一笑。
简默
本名王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枣庄市作协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报刊，被广泛收入《新华文摘》《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选刊和余种选本与年度精选，曾获第四、第五、第七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第四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十一届全国孙犁散文奖单篇散文类一等奖，首届林语堂散文奖，《青年文学》散文奖，《飞天》散文奖，山东省首届工业题材文学奖等省级以上文学奖项20多次。出版有散文集《活在时光中的灯》（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身上有锈》《一棵树的私语》，长篇小说《太阳开门》等六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30家报刊发表过对其的专访及关于其散文的评论和研究文章。
主管:包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包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刊名题字:茅盾
编辑出版:鹿鸣杂志社
社址:包头市昆区乌兰道61号尚品公寓8楼
国内刊号:CN15-/I
国际刊号:IS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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