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总理依依惜别
秋冈家荣
（秋冈事务所代表，前《朝日新闻》北京特派员）
年4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帕拉姆机场，我 次见到了周总理。周总理握着我的手，注视着我说：“你是华侨吗？”
当时，住在新德里的日本人不多。华侨也多在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答，西部则很少。有时，我在饭店遇上中国旅游团，他们亦会问我：“你是山东人吗？”
周总理出访印度，是一次颇有胆略的外交行动。印度与中国原来关系亲密， 停战谈判时，两国的立场也颇一致。年，两国缔结西藏通商协定时，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它写入了协定的前言。在次年于印度万隆召开的亚非各国参加的“万隆会议”上，该原则获得贯彻，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基本方针。印度人把这一原则称为“潘查希拉。”
但是，年，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以后，中印围绕两国在西藏那段边境线的划分，开始发生军事冲突。两国对于边境划分的意见分岐表面化了。对达赖喇嘛宗教上的同情以及对中国的反感开始蔓延整个印度大陆，中印蜜月结束了。为改变这种状况，恢复两国的和平共处，周总理开始了他的印度之行。
在“印中友好万岁”的口号已急速变成反华大合唱时，为了修复两国关系，周总理毅然来到印度。到机场迎接周总理的尼赫鲁总理略显腼腆。一名我很熟悉的印度记者悄悄对我说：“高傲的尼赫鲁总理只有在周总理面前才显得如此谦虚。”在机场搭起的欢迎帐篷下，尼赫鲁总理、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各国驻印大使以及各国记者依次列队，欢迎周总理。如同在照片上见到的那样，周总理身着中山装，脸刮得干干净净，言行举止大方，从容不迫，俨然是舞台上的一位名演员。周总理目光炯炯，闪烁着慈祥、睿智的光芒。
机场通往市内的路上，站满了警察，严加警卫。印度酷暑难当，但周总理在新德里参加各种活动时，从未见他衣着不整，总是那么整齐。印度记者都很纳闷：“周总理到底准备了多少套衣服？”访问结束时，周总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周总理说这次招待会没有时间限制，多少时间提问题，也回答。在这次前所未闻的记者招待会结束时，记者们已疲惫不堪，可周总理依然精神饱满。要知道那时房间里尚没有空调设备。记者招待会开了几个小时后，美国一烹饪杂志的女记者站起来问道：“总理，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有精神？”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周总理微笑着指了指旁边的热水瓶说：“秘密就在这里边。”他说暖瓶里装的是中国茶，喝了它就能驱除疲劳。起初气氛紧张的记者招待会在活跃、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
尽管周总理亲访印度，但中印关系并没有得到缓和，相反，几年后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印军遭到惨败。然而人民解放军在冲下喜马拉雅山、望见印度平原时，却突然收兵返回自己的阵地。这是一个放眼于两国关系的未来而采取的有节约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的背景令人感到正是周总理在外交上的高瞻远瞩。
在喜马拉雅山的两边，处在北边的中国和南边的印度之间两国边境地区的开发速度相差很大，边境地区开发得好，则容易采取快速的军事行动，也能有效地进行后勤补给。反之，则军事行动迟缓，会因补给中断而使军队不能前进。当然，人民解放军居高临下，印度军队却要登山攻击，两者自然有地利之差。我想经印度北面的尼泊尔进入西藏采访，于是就从新德里写了一封“致周恩来阁下”的信，请求给予方便。我首先飞抵尼泊尔，见到了该国的外交部副部长，他同意我由陆路进入西藏。为了顺利地翻越喜马拉雅山，我想去海拔米高的溪谷谢尔巴村以适应高山环境，我也想在那里看一看西藏格萨因坦山的希夏帮马峰，那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空运给蒋介石政权许多抗日物资的航标。对于日本的登山家来说，这是一座神秘的山峰。
在我准备进入西藏之时，瑞士的小型飞机常常把一些帮助指导生产的售货员送到谢尔巴村来。谢尔巴其实是攀登喜马拉雅山的向导者之意。由于天气的原因，只有在雨季前或雨季后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攀登喜马拉雅山。如果天气帮忙，倒无多大问题，如果已过了登山的 时节，那就必须进行充分的登山准备。那些拥有 登山运动员的国家，都把这当作一项任务，交给它们驻尼泊尔加德满都的领事馆武官。我向驻新德里的瑞士大使馆提出希望搭乘该国的小型飞机，但不巧那架飞机在溪谷着陆时坠毁了。正当我无可奈何地准备包租贝尔公司的高空直升飞机时，总社向我发来了要我立即回国的命令。也许他们认为“把这家伙派在外面，说不定会捅出什么漏子来。”
我写信给周总理，就是想获得从尼泊尔入境西藏的许可，还想从那里入境到西藏拉萨的路上，请求军队为我准备寄宿的房间与粮食。按常规，这些申请应当通过中国驻印度的大使馆，可当时的中国大使馆受到印度警察的严密警卫，我这个长得像中国人的日本人根本无法接近。
转眼已是年9月，日中两国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当我即将卸下驻北京特派员之任、返回日本之时，外交部新闻司的王振宇先生（现在担任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问我：“你们夫妇回国前，还想去哪里看看？”接着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知道秋冈先生想去西藏，不过现在还不行。”我不由吃了一惊，说：“现在还保存着我10多年前写给周总理的信？”结果，我回国前去看了当时还鲜为外国人所知的内蒙古自治区，一直到了锡林格勒草原。年4月，我想去西藏参观的愿望实现了。这次是应中日友协之邀，我与画家平山郁夫一同完成了西藏之行。当我从东京抵达北京时，当时中日友协秘书长、现在已是该会会长的孙平化先生告诉我：“其实，年我们就想邀请你们来，因为得知秋冈先生要去阿尔巴尼亚，所以邀请推迟了一年。我们在给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信中，写明一定请秋冈先生来。”听了这话，我感动不已。周总理虽已长逝，但我仍然感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同时也感谢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廖承志会长、孙平化秘书长的友情。
继担任驻新德里特派记者、越南战争最激烈时担任驻西贡特派记者之后，年11月，我被派往北京。年，在我5年任期过了一半时，首次有幸与周总理交谈。那是在新侨饭店，周总理在那里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中方和成田委员长签署了共同声明。我正在拍照片时，周总理突然开口问我：“你是哪家报社的记者？”
“我是《朝日新闻》记者。”
“哦，是《朝日新闻》记者。《朝日新闻》是一份有历史传统的很好的报纸。你通晓中国的情况吗？顺利问一下，你多大年纪了？”
“我45岁了。”
“你年轻，前途光明。”周总理鼓励我说。
回到社会党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后，我和成田委员长等人谈起访问中国的感想。代表团中有人说：“今天周总理对秋冈君说的话，似乎另有深意。”如果确有深意，那么周总理为何选择与我交谈呢？
我现在明白了，正因周总理与我说了话，我这个当时仅存的日本特派记者才得以继续留在北京。我想周总理的话也是对“四人帮”发出的警告：不准切断日中之间 的一丝联系。因此，我有幸被免于驱逐。那时，外国记者纷纷被驱逐出中国。被驱逐的不仅有日本人，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没过多久，日本记者只剩下我一人了。如果当时日中两国断绝互派记者的话，年实现的两国邦交正常化也许会拖得更晚。每年例行的准政府间的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也数次濒临中断。当时是日中两国关系最坏的年代。日方参加两国备忘录贸易谈判的人员均出自松村谦三先生门下，他们中间也曾有人严厉地说，谈判会破裂，备忘录贸易会不得不暂时中断。令人欣慰的是，备忘录贸易谈判的最终没有中断。如果中断了贸易谈判，那么两国关系的修复肯定要多费周折，日中邦交正常化肯定要落在美中关系恢复之后了。
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秘密外交开始之前，周总理就曾对来访的日本友好代表团的朋友说：“日本与中国恢复邦交，难道要落在美国之后吗？”周总理阐述了世界的大趋势，指出了当时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是如何违背了世界潮流。保守外交机密、阐明外交原则，这就是周总理的外交。每当形势发生变化的重要时刻，周总理总是向日本友人发出了重要信号。如何理解这些信号，就是接受者的问题了。
就在基辛格秘访北京的前几天，我曾与《朝日新闻》社的本多胜一、左川万太郎两名记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与中日友好名誉会长郭沫若先生进行了会见。当时，郭先生指出，中美关系已近黎明。他说：“如果哪位先生来北京，只是畅饮茅台酒，称赞茅台的甘美，而不谈外交原则，这样的事我们不会答应。”我想，这话可能是指将来尼克松总统访华之事吧，但其实是指基辛格的访华，我却对此毫无察觉，真是太愚昧了。我想基辛格本人看到《朝日新闻》的这篇报道，一定也颇费思量。
年3月北京工业展览会上，左起宇都宫德马，爱新觉罗·溥杰，西园寺宫一，溥杰夫人，秋冈家荣
在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前两个月，北京正值盛夏，现已故世的原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与该党议员新潟县人松崎一同访问了中国。那天晚上，我走进人民大会堂会见厅准备拍照时，看见他们两人与周总理并排而坐，默默无语，气氛显得有些紧张。突然，周总理开口说：“秋冈先生，现在我和佐佐木先生并排而坐，你认为贵国的太平外相有可能坐在相同的地方吗？”刹时，佐佐木、松崎两议员激动得满脸通红。因为日方已经作好了准备。佐佐木、松崎两议员访华的使命就是请中方接受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访问北京谈判两国恢复邦交的事宜。没等两名议员开口，周总理已首先向秋冈特派记者表示“欢迎大平来访。”这自然使他们大吃一惊。当时在场的记者不只我一人。因为新闻稿需要准确无误，我们记者从会见厅出来，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再次相互核实了周总理的谈话。我还附带说了一句：“周总理的谈话虽然是对我讲的，但在报道中请不必引用我的名字。”
第二天的早刊就刊登了这条重要新闻。那天深夜，我采访了结束会谈后回到北京饭店的两位议员。他们告诉我，当记者退场后，周总理同意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起坐专机来北京。于是这又成了晚报的头条新闻。
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周总理总是特别关怀我。中国政府在北京机场迎送外国国宾时，周总理总要先和站成一排的各国大使一一握手，然后站到他自己的位置上，这已成了周总理的外交礼仪。当周总理看到我站在大使的身后时，常常越过大使的肩膀，伸过手来和我握手。每当这时，各国大使也会用善意的眼光注视着眼前的情景。
我曾经受周总理不少关照。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夕，在长沙的马王堆发掘出一个老妇人的木乃伊。《朝日新闻》社给我发来了电报，叫我在报上发表。由于当时正值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前夜，我想，如果我搞到了照片。就要和一起为两国邦交正常化而奔波的其他各报社的同行分享。然而，我到王府井的一家新华社经营的图片社看了看，才发现各报社的记者为了搞到照片，天天来“泡蘑菇”。与生俱有的竞争意识开始在我的心里占了上风。我幸运地搞到了照片，当然不是从图片社。提供给我照片是有条件的，就是我 不能透露照片的来源。我托妻子把胶卷带到了香港。结果不仅报纸上刊登了照片，《朝日画报》还编了一个照片特集。
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命令向我提供照片的。当时，对日中两国恢复邦交的动向，日本国内有一些过敏反应，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这些过敏反应的矛头总是指向我，所以才下令把照片给我的吧。
几年后，我在东京遇到一位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对我说：“其实，那时周总理对你特别关照，让身边的人大力支援你。”据说，要把林彪事件的消息透露给外国记者时，周总理在会上也作了指示：“先给秋冈。”这真令我感到无比幸运。
田中、大平访华前夕，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破例接见即将离任的外国常驻记者。“你快回国了吧。”周总理注视着我的眼睛，同我紧紧握手。与周总理依依惜别之时，我心里感慨万分。年9月，我乘日中两国间刚刚实现的直达航班抵达北京，由外交部的人员陪同，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正在住院的周总理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招待会上，向数千名与会者发表了简短而铿锵有力的讲话。在印度与周总理首次握手以来，已经整整14年了。不料，这次与周总理相见，竟成了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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