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月14日，也是已逝西藏杰出女作家央珍的生日。她的长篇小说《无性别的神》，在当代西藏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央珍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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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春节，我第三次重读了《无性别的神》。
第一次读这部小说，是在年，那时它刚刚出版两年，我受邀为它写过一篇书评。但那篇书评写得非常犹疑，连标题都叫《这种感觉真让我糊涂》，这句来自崔健的歌词，真切地表达了我当时的感受。
主要的困惑在于：它与它之前之后的西藏叙事，都显得那么不同。我们这些内地汉人，认知西藏，无外通过马原、扎西达娃，后来的阿来、马丽华、杨志军，还有一些外国探险家的著作。它们给我的感觉，基本是奔着陌生感去的。这些阅读造成一种期待：西藏应该有着汉文化截然不同的样貌，信仰、社会、风俗，一切都该是奇特而错位的。比如西藏经济是落后的，但信仰是虔诚的，大多数人灵魂是圣洁的，大都市的人到那里可以寻找到精神家园，等等。这种对西藏的“奇观想象”一直横亘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大部分时光，以至于北京曾有“知识分子四大俗”的民谣流传：“上一次电视出一本书，去一趟西藏信一回基督。”
但《无性别的神》是让人熟悉的，不是说风俗，而是其中许多细节与场景，总能让人想起一些稔熟的经典。或者正因如此，出版社推许它“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一部西藏的《红楼梦》”。这种说法在年代，容易让人心生警惕，因为王朔等人也喜欢调侃自己写小说“一出手就是《红楼梦》”。然而细读之下，《无性别的神》确有与《红楼梦》非常相似的地方。比如管理庄园的土登派人送来年货，那长长的账目“青稞一百克（1克相当于28斤），小麦一百克，糌粑八十克，面粉三十克，酥油十克，青油十克……”就很容易让人想起《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乌进孝交租的礼单。而主家的反应也极为相似，贾珍是说“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德康家的太太则是说“过去就是向官府报旱涝时，也没有向我们进过这样的账目。要知道，吞吃别人的财产，自己必须具有铁腮才行”。
还有，央吉卓玛不堪亲戚虐待，逃到与叔叔“同母异父”的姑太太的贝西庄园。从央吉卓玛的眼光一步一步地认识贝西庄园的陈设人物，也是很有林黛玉进贾府的感觉，特别是对那位姑太太视若珍宝的表少爷的描写：“一头梳理得光亮亮的长辫子，左耳上耷垂着嵌有绿松耳石的长金坠，身穿暗花大色长筒皮靴。这身装束是那么的耀眼华美，再配上他瘦削的高个头，使央吉卓玛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那个仆从成群的大宅院中。渐渐，眼前的少爷也变得有些眼熟起来。”这像不像一位西藏贾宝玉？
这又会让人陷入另一种疑虑，介绍里虽然说作者是西藏人，但她会不会是汉化过深，以致于自觉不自觉地将西藏纳入到了汉语文学的叙述套路之中？你看别的少数民族作家笔下（还包括采风来的民俗故事），少数民族总是一开口就打比方，说谚语，说话都像唱歌似的。《无性别的神》里的人物，对话虽然也很有特色，但不会给人一种奇异陌生的感觉啊，倒好象这些藏人也与汉民没多大区别。
这些困惑随着书评发表，也就撂下了，那会儿也没有知网，连互联网都没普及。直到去年《无性别的神》修订再版，我读完之后再去找研究它的文字，才发现韩石山在年为《无性别的神》写过长评。韩先生初次拿到《无性别的神》，也与我一般，充满疑虑。但读了小说之后，“不但看进去了，而且还看得满怀深情”。他的评论名为《雪山的阴霾与亮丽》，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作者熟悉西藏的民俗和教规，然而她不炫耀，不猎奇，只是将这一切视作西藏生活的常态，在这些生活常态中演尽她的故事，进而完成创造，这就使作品叙述呈现一种从容的气度。
这很准确地道出了《无性别的神》与众不同的气质。这种气质，要结合央珍本人的经历，才能理解得比较深透。
年央珍下乡采访
二
央珍本人在拉萨长大，虽然因为父母亲是电影公司职员，因此她能“看着电影长大”，也能接触到汉语小说如《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年央珍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才第一次离开西藏，当时从拉萨到北京，路上换各种车，走了13天。央珍是北大中文系招收的第一位藏族学生。
年，央珍毕业后回到拉萨，担任《西藏文学》编辑，年调来北京工作、定居，一直到年去世。而《无性别的神》本是央珍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在朋友的劝说下，她于年至年之间，将其扩展成了22万字的长篇小说。
可以说，《无性别的神》是央珍在离开西藏，来北京念大学，又回到西藏之后，写给拉萨与西藏的告白。
凡边地作家进入中心阅历之后，必然会经历一种“回望”的过程。从鲁迅到“侨寓文学”，从沈从文到汪曾祺、贾平凹、莫言，莫不如此。他们用从异地习得的眼光、视角与思想，重新打量自己的故乡，当然会得出异样的感受，生出别样的冲动。这种感受与冲动中一定包含着拉扯、困惑与犹豫。那些熟悉的人物、事件与风俗，好还是坏？善还是恶？该敝帚自珍还是该去芜存菁？
比起上述那些作家来，央珍还多一层民族与语言的障碍；更进一步，比起汪曾祺常常被叫成“黑屁股”与沈从文夹杂自傲自卑的自称“乡下人”，央珍恐怕承受了更多异样的目光，她在《我的大学》里写道：
整个中文系藏族学生只有我一个……别的院校的学生或校外的人，当知道我是藏族时，常常会投来猎奇的眼光，然后摇头说我“不像藏族”，和电影《农奴》中的人不一样。接着会问许多让我哭笑不得的古怪的问题，仿佛我来自另一个星球，人们对它基本上一无所知。
电影《农奴》剧照
这种现象一点儿也不出奇。虽说清末“边地之学大兴”，但直到年蒙古西藏爆发边疆危机，内地的主流社会才开始对这几处边疆地区发生兴趣，上海的《申报》才开始规模化介绍西藏的地理历史特色，而很多难得的一手资料如陈渠珍《艽野尘梦》也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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