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自己的人,写好自己的诗

刘建祥,笔名刘沄,汉族,年3月出生于甘肃省秦安县,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务员(正县)。年7月毕业于天水师专中文系,年3月作为援藏大学生进藏工作,先后供职于西藏自治区贸易公司、商业厅、贸易厅、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室。平时从事政策理论研究和机关文稿工作,业余爱好文学创作及书法艺术,自年以来在区内外省市级报刊网络发表诗词、歌词和散文等文学作品余篇,曾于年7月获西藏首届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奖歌曲创作银奖,并多次荣获省部级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及优秀论文奖。

应《拉萨日报》文学副刊编辑之约,遴选了近年来创作的以叙事诗为主的现代诗、仿古式诗词和系列歌词首用来供稿,本想请文友、诗友写上一篇诗评,一时又不好打扰别人的工作生活节奏,又怕徒增他人疲劳,只好作罢。在此,我想为诗歌说点什么。

先谈谈自己一直以来对诗歌的偏爱吧。从上小学时,我就喜欢读诗了,那时与我同龄而小我半岁的叔伯堂弟,书包里装了本用红塑料皮包着的《毛主席诗词选》,我借来拜读,连抄写带背诵,一下子入了迷,下了几天功夫,就能把“毛爷爷”的大部分诗词背下来了。到上初中时,以我初二学生的“资格”参加了全县中学生语文竞赛,县文教局赠了一本参赛纪念品——《天安门诗抄》,带回家如饥似渴地读了一段日子。当我以全公社第一名成绩考入县重点中学秦安三中后,受到语文老师(当地著名诗人、作家)刘其信的熏陶和指导,更加喜欢文学,课余时间常借阅他订购的《人民文学》《飞天》(此文学杂志原名《甘肃文艺》,系采纳刘其信老师写的一封建议信而更名为《飞天》)等刊物,着重读其中的诗歌作品,偷偷尝试着写了一些诗歌,多次受到刘老师的称赞。他认为我很有文学天赋,在其慈父般的关心鼓励下,作为理科班的尖子生,我上高二时决定自学文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后即被甘肃省天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录取。我16岁时就考上了大专院校,对于一个喜欢诗歌的乡村少年而言,已有了学海泛舟的机遇,可利用课余时间大量地阅览古今中外的名人名作,偶尔也试着写了不少幼稚而富有激情的诗作。大二时班上同学创办了一份油印小报《嘤鸣》,由我负责编稿并刻制蜡板,我利用这一平台,将多首小诗在块田地上“发表”。记得主编刘进海同学将一期新出的《嘤鸣》诗歌专刊送给青年作家刘芳森老师,这位刘老师一口气读完后对本家同学讲:“我看你们许多人写的那些诗根本不算诗,只有刘建祥同学写的才是诗,有的还是好诗!”听了学兄转告刘芳森老师的这句评语,血气方刚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当一名诗人!当年在全校大学生写作竞赛、书法竞赛中,我都名列前茅,荣获一等奖,加上被评为“三好学生”,更使我增强了要当一名“青年诗人”的信心和决心。

年7月大学毕业之际,我独自一人报名援藏且获得校方批准。在家等待了半年之后,接到派遣通知,我于年3月19岁生日那天,只身踏上西行的列车,经甘肃柳园转乘汽车至敦煌,再从敦煌搭货车到青海格尔木,从格尔木途经西藏那曲,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5月才到拉萨。我被分配到西藏自治区贸易公司正式报到上班。这是位于拉萨北郊的俗称“二级站”的国营商业企业,我在公司里当了三年半的经理办秘书和政工干事,与周围几位文学青年、援藏大学生频繁交往,平日里谈天说地、饮酒赋诗,倒也乐哉悠哉、青春无悔。年,作为一名八十年代的“文青+愤青”,我将写于大学时代的几首诗做了修改,刊载于创刊不久的《西藏青年报》。接着,我又参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创作函授班,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写起诗来。八十年代末,当组织上将我调到自治区商业厅从事机关文稿工作之后,我受老大哥胡春华、孙勇等人的带动影响,共同投入西藏青年理论学社的学术研究活动,并在他们的带领下承担了《西藏:非典型二元结构下的发展改革》一书的编撰工作,为此,基本上放下了诗笔。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也写了一些诗歌和歌词作品,其中少量作品投稿后在区内外报刊杂志上得到刊载。作为一名藏书家,在好几年不写诗的日子里,我有关诗歌方面的个人藏书也有上百册之多,并且始终将读诗作为业余爱好。对我这个文学爱好者来说,人到中年才开始“井喷式”写诗,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每隔一段时间甚至可以做到“一日一诗”;而被移动网络平台的诗友称为“高产作家”“叙事诗高手”,是近两三年才有的事。回顾自己与诗歌时断时续、若即若离的不解之缘,粗略估计,迄今创作的可算作诗歌的习作已有上千首,在报刊和网上发表过约有余首,从未发表但手稿留存下来的有多首,其中大部分抄录在二十多年前的数十册日记本之中。

再谈谈自选的这部分诗作吧。对于编者遴选并刊载出来部分的诗作,我相信编者独到的慧眼,也相信读者自有鉴赏水平,在此不再冗述。我最近正在读诗人、文学评论家霍俊明所著《陌生人的悬崖》一书,其中有一段文字写道:诗人必须具有发现性!焦点社会现象背后的诸多关联性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重新打量、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在全面城市化去除“乡土性”的时代,诗人如何在真正意义上站在“现实”面前,已经成为切实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我更认可那些安静的写作,以及安静背后推动我们精神的诗歌。不论你处理的是生活的近景还是远景,诗歌写作都最终必须回到实践的法则中去。也就是说,只有你真正打开内心幽暗的精神通道,你才可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语言和诗句。这样的诗歌才是可靠的。也许这才是“命运之诗”。这样的立场观点,恰好与我近年来写诗的想法和手法不谋而合。我在拉萨这座西南边陲的古城工作生活已有三十余年,多年来我利用一年一度能回到甘肃天水老家休假两个月的机会,边读书、边观察、边思考,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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