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但你的歌很少说痛苦，反而有很多安慰和洒脱？
郑钧：只有痛苦的时候才写得出安慰的歌。
羊城晚报：《回到拉萨》是在什么心境下写的？
郑钧：当时我大学毕业回到西安，找不到工作，是人生最绝望的时候。那之前我从未去过拉萨，只是看过关于西藏的书，我上辈子也许是西藏人吧，那是我写得最长却花时间最短的一首歌。后来很多音乐理论家问我，怎么会写这样一首歌，采用了这么奇特的曲式？我说不知道，当时脑子里有这么个旋律，就有了这首歌。
一直跟世界斗争，直到40岁才握手言和。
年少成名，让郑钧拥有酣畅淋漓也颇为荒唐堕落的青春。对于张爱玲那句“出名要趁早”，郑钧深有感触。除了因为成名来得晚、快乐就不那么痛快之外，还因为只有早早经历过飘在云端的感觉，才能心甘情愿回到凡间，脚踏实地地走每一步。
羊城晚报：20多岁就获得成功，很容易迷失吧？
郑钧：对，我是少年得志、夜夜笙歌的典型。从20岁到30岁，每天一到下午两三点就有朋友在家门口等着，夜晚从来都是在酒吧过的，早上醉得头都快垂到地上，天天被架着回去。一直这样生活了十年。
羊城晚报：十年后发生了什么事？
郑钧：直到跟我前妻离婚。我前妻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但是我的任性和自私伤害了她。当时我净身出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反思了很久：为什么会让生活一团糟？为什么给自己给别人带来伤害？我开始想要改变现状，所以跟着师傅修行、练瑜伽。
羊城晚报：这时候你的人生才有了真正的方向？
郑钧：以前以为自己有方向，其实没方向，一直都在过一天算一天，直到四十岁才开始慢慢有了方向，也才发现人生的路越来越明朗。
羊城晚报：这算是你人生的又一道大坎？
郑钧：算是我与世界的和解吧。从小我觉得一直都在跟世界斗争，后来才发现，其实是我非要和自己搏斗。还好觉悟得不算太晚，现在是我人生中最放松最平和的时候。
羊城晚报：如今怎么看那十年的生活？
郑钧：我经常说，人年轻时一定要多尝试，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真正适合自己的。人生就是来体验的，体验完了，你就走了。就像你去电影院，电影完了，椅子能是你的吗？
一物降一物，我是个被生活“打垮”的摇滚歌手，之前婚姻的失败成为郑钧转身走向现实世界的钥匙，而现任妻子刘芸则是郑钧与世界和解的调停人。演员出身的刘芸比郑钧小14岁，是个敢想敢做的80后，两人刚在一起时好像火山撞地球，经常吵到刘芸摔门离家出走，但慢慢的，郑钧学会了忍让。如今他自嘲道：“我不抽烟不喝酒，又吃素又练瑜伽，外表像孩子一样哭着闹着，但是内心从来没有这么松弛过。”
羊城晚报：在和世界和解的过程中，芸姐起的作用挺大的吧。
郑钧：芸姐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她是湖南人，我是西北人，脾气都很爆，但既然要在一起，我只好把脾气变弱。有时候我也会想，为什么我会混到了这步田地？（笑）一物降一物吧。
羊城晚报：现在是模范夫妻，但听说你们俩刚在一起反对声音是很大的？
郑钧：那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好我们，连算命的都说我俩八字相克。确实，妻子跟我的兴趣爱好非常不同，我喜欢安静，喜欢待在家里看书，她喜欢热闹；我对穿着没什么要求，她却有很多想法。跟她在一起以后我变了不少，所以说我是一个被生活“打垮”的摇滚歌手（笑）。
羊城晚报：这样都还能走到一起？
郑钧：应该说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了正确的人，她正好出现在我想要调整的时期。以前伤害到了很亲近的人，让我非常内疚。芸姐的出现是我的一个助力，我从她身上开始学会体谅别人的难处，也试着发现自己的不好，这是我做人的进步。同时我的内心世界从来没被打垮过，我的原则是美好和善良的任性不能被丢掉。
羊城晚报：听说你为她剪掉留了多年的长发？
郑钧：也不算吧，我俩正式在一起之前我就剪了，因为满大街都是长发，就没那么特别了，再说长发太难洗了。
羊城晚报：当爸爸这件事对你又有什么影响？
郑钧：这件事对我是比较难的，因为我很小就没了爸爸，不知道爸爸应该是什么样的，也没有一本书可以教我，只能尽力而为地去做一个好爸爸。像对女儿（注：郑钧与前妻所生），我隔两天就会给她打电话，告诉她爸爸很爱她；对儿子也是这样，有时间就陪他玩。等他们18岁后，我就放手让他们去找寻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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