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和12月，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直接影响着国共两党的关系。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意缓和“皖南事变”后两党之间紧张、对抗的局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萌生了希望同毛泽东见面的念头。对此，毛泽东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而周恩来却极力劝阻……毛泽东：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判断，认定皖南事变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蒋介石表示国共两党全面破裂的开始。为防止国民党继续扩大军事冲突，中共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虽在军事上取得了暂时的好处，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大失人心，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年6月和12月，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直接影响着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年1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蒋介石决定“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即先由军事解决改为政治解决。也就在这几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太平洋战争后的战略方针，指出：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因受制于客观形势，不得不有所限制，因此，两党关系不致决裂。国际形势影响中国，有利于改善国共关系。尽管蒋介石、毛泽东都有改善两党关系的愿望，但是，并非所有人尤其是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认同，这些人继续给共产党大泼污水，对坚持抗日的八路军予以栽脏。在重庆的周恩来拒理一一驳斥。周恩来的强势言论惊动了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他对周恩来的言论很不放心，于年6月16日给毛泽东发来电报指出：“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做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相互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就是错误的。另外，有消息说周恩来在重庆未意识到这一点……”和平解决“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是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中共中央作为回应，于7月7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简称“七七宣言”)，承认蒋介石是抗战的领导者，表示无论是抗战中还是抗战后，国共两党均应团结合作。蒋介石得此承诺，于8月14日约见周恩来，让周转告延安，一周后他将去西安视察，希望在那里与毛泽东会晤。毛泽东得此信息后，本欲立即去西安，无奈正在感冒之中，不能启程。8月1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可见毛泽东对此会晤的期待与重视。周恩来：以林彪为代表见蒋，先打开谈判之门周恩来向中央转达蒋介石邀见毛泽东的电文时，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周恩来认为，蒋介石“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其目的未可测”，为此，周恩来提出，现在毛见蒋“似嫌略早”，还是以林彪来重庆见蒋为宜，“先打开谈判之门”，“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周恩来之所以提出林彪先与蒋介石会晤，是因为林彪在此之前已经与国民党上层有过接触与交谈。林彪原在莫斯科养伤，他的回国恰在太平洋战争后，而更重要的是，林彪在莫斯科除却养伤，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命，他与斯大林、季米特诺夫等苏共、共产国际负责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此人物选择在历史转折关头回国，不能不使蒋介石高度重视。蒋介石给沿途的党政军下令，林彪所经各地，须以礼相待，按省长待遇迎接。中央政治局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由林彪担任毛蒋见面的先行官。林彪于9月17日到达西安。蒋介石因急事返重庆未遇。行前，他让胡宗南给林彪捎话，让林彪到重庆之后再进行面谈。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四天后，蒋介石通知林彪，将在13日会见他。林、蒋见面时免不了一番礼貌性的寒暄，接着便谈到正题。循着抗战建国、团结统一的话题，林彪侃侃而谈，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林彪向蒋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见蒋介石不言不语，不时颔首，林彪话锋一转：“我们认为，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委座高瞻远瞩，当然早看到此之危险，并尽力抑制其蔓延。中国不可内战。”蒋介石听到这里，面露不悦，打断林彪的谈话：“汝离渝之前，余再定期招汝谈话。”一个月后，蒋介石再次召见林彪，表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而不是耍弄政治手段，希望能够真正团结，在统一政令下工作等等。林彪向蒋请求实行“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和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当蒋介石听到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等内容时，极为不快，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此时，蒋也似乎觉得话说陡了，又和林彪唠起重庆的名胜、掌故，以缓和谈话的气氛。蒋还向林声称，只要他健在一天，就决不会让中共吃亏。周恩来为何劝阻毛泽东会晤蒋介石美、英、苏三大国反法西斯力量的空前团结，逼迫蒋介石必须转变思维，变反共为和共，以维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这一点，英、美有过明确表示。罗斯福曾转告蒋介石：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丘吉尔的态度也十分明朗，英国赞赏中国五年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正是这种形势，让毛泽东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面对面的谈判，自然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有着更真实的感受，他认为，蒋介石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虽对政治解决国共关系有所表示，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国共关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一个也没有涉及。蒋毛会晤地点选在国民党第八战区所在地西安，也是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与蒋介石会晤的重要理由。从胡汉民到张学良，蒋介石不知软禁了多少政治对手。周恩来坚持毛泽东不要急急见蒋，建议：“最好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9月5日，周恩来又给中共中央发去长长的电文，详细地陈述其理由：（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领导，尤其对毛、朱，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众观念并无丝毫改变。周恩来分析认为，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留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勿将话讲死，看蒋酌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毛泽东也认为周恩来的意见不无道理，遂服从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虽然未能在年会晤，但这次会晤之约却为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从延安来重庆谈判埋下了历史伏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延安附录年的国共谈判因何终结严格说来,年重庆谈判的双方,中共方面是林彪,而国民党方面并不是蒋介石。因为林彪的身份只是昔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一个学生和今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麾下的一个师长,身份地位太不相称。林彪是代表毛泽东来的,与之对等,蒋介石也就指派了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方面谈判的具体代表。年10月13日,林彪由张治中陪同会见了蒋介石。此后,林彪即与张治中进行具体谈判。断断续续谈到年1月,因双方分歧太大,中共方面作了一些让步,最后形成4条意见,大意是:党的问题,中共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中央(即国民党)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军队问题,中共掌握的军队希望编4军12师,按中央军队待遇;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中共军队的对日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做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张治中将谈判结果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召集临时军事会议讨论,会上发言的大多数表示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表态,只说:“好吧,再说吧!”谈判就此进入搁浅状态。正当这次重庆谈判搁浅期间,国际上发生的一件大事，进一步对这次谈判的终结带来了影响,即共产国际在年5月22日宣告解散。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共谈判自然无法再按此前的原则进行下去了—因为国民党方面不少人考虑的已经是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解散党组织的问题了。6月4日,周恩来与张治中约谈,张治中说,参谋总长何应钦称前方摩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周恩来则趁机提出他要与林彪一起返回延安汇报,并希望与林彪见蒋一次。3天后,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与林彪,表示允许周、林回延安。这也就意味着这次谈判的正式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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