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不同，因为阴雨连绵，今年的深秋像是初冬。
虽才10月末，关中的许多人已裹上了防寒服。可在榆林，气温虽然已到了-4℃，可68岁的退休干部惠世新只是多穿了件外套，来到城东的公园，围着一座坟茔走走停停地转上几圈。
两年多来，每月来这里转几次已成了老人的习惯。
那么，这里安葬着什么人，使得一个患病的老人如此地牵情？
当然不是一般的人物！
如果我们将时光倒回七八十年，他的名字虽不说家喻户晓，那也是如雷贯耳；他虽英年早逝，但身后却极尽哀荣，震动了海内外；他并非巨富贵胄，却赢得了国共两党及社会各阶层的高度赞誉……
他，就是一介布衣、当年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先生！
张季鸾先生以五十四个春秋的生命历程赢得了“报界宗师”“一代论宗”“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者”的赞誉，更和于右任、李仪祉被后人并称颂为“陕西三杰”。
第17个中国记者节到来前夕，记者远赴多公里外的榆林，在城东的季鸾公园里，拜谒了这位我国新闻界的大师巨匠。
清冷的塞外高原，天高云翔，碧空如洗，踏过那通往墓园的54级台阶，张季鸾先生54年的人生历程似这清新的公园一般，在记者的脑海里一幕幕地展现开来……
1心忧天下救国救民
张季鸾先生祖籍榆林，年3月生于山东邹平。13岁那年父亲不幸病亡，他和要强的母亲历经千辛万苦扶柩归乡。
虽家境贫寒，但母亲坚持供他求学。张季鸾先后在榆阳书院、宏道学堂取得优异成绩，后又师从关中大儒刘古愚。年，张季鸾官费留学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第二年秋，他随同张赞元、张立卿、赵其襄等协助井勿幕，在日本东京郊区明明社创建同盟会陕甘分会，成为第一批陕西籍同盟会会员。在日期间，张季鸾利用课余主编倡导革命的《夏声》杂志，这成为他新闻救国的开端。
年回国后，张季鸾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因涉外文字突出经于右任举荐，张季鸾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秘书，参与主持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临时政府成立及大总统就职当天，张季鸾就此事向上海《民立报》拍发了一则电报，这条电文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条专电，也被认为是张季鸾对于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开拓性的贡献。
袁世凯篡权后，张季鸾离开政界，创立北京《民立报》、上海《民信日报》，主持《中华新报》笔政。他为国家民族大义不惧强权，不畏强暴，与军阀抗争，因揭露袁世凯丑行，曾两度身陷囹圄。
～年，张季鸾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年9月1日，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接办了刚复刊的《大公报》，从此，他成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在他主持笔政的十五年间，中国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张季鸾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以报刊社论为载体，针砭时弊，议论国是。他从不靠笔走偏锋、苛察刻薄夺人耳目，而是坦陈时政，以透辟犀利的分析说理服人；更是壁立万仞，超越党派私利，始终守卫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其“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理念深得国共两党敬重与尊崇。
据《报业宗师张季鸾》记载，15年中，《大公报》历经天津、上海、武汉、重庆、桂林、香港6次迁移，每次搬迁都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但张季鸾从不为金钱所动，即使曾面对一张15万元的银行汇票，也是一笑置之，断然拒绝，从未在敌人的铁蹄下办过一天报，其人格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敬重。
2新闻人的极致境界
在张季鸾的新闻生涯中，最为人称颂的莫过于他的“四不主义”，这也成为张季鸾最为光彩夺目的一页。
在《大公报》的发刊词《本社同人之志趣》中，张季鸾提出了“四不主义”的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是指“以纯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即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或者说政府派别的金钱，不卖立场和气节；“不私”是指这张报纸不是一个人的，它是社会公器，要为社会负责任；“不盲”则是报社自我勉励之词，包含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既对权力保持独立，又对公众舆论保持独立。
这就是著名的“四不主义”。它彰显了张季鸾主张办一张经济独立、言论自由、客观中立的报纸的思想，也成为他履行到生命最后的庄严承诺。有人评论说，“四不主义”是中国本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办报过程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年，蒋介石连续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国民党要求所有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过这个命令。范长江考察西北红军的报道，就是在和年的《大公报》发表的，首次向国内如实披露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情况和陕北的真相。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
张季鸾为人忠厚但笔锋犀利，如他撰写的三篇被人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这样的绝妙文章，即使在今天读来，也叫人酣畅淋漓，忍俊不禁。
《大公报》复刊后，经历了封建势力复辟、军阀割据混战、抗日战争等战乱，张季鸾发表了许多社评。西安事变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其中《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被国民政府加印数十万份，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据说，张学良至晚年还能背诵这篇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为了鼓舞人们勇敢应对，张季鸾写下了《我们正在收割稻子》，这是他生命垂危，病逝前19天写下的最后一篇给人希望与光明的社评，因为有这些铿锵有力的言论，人心才能受到鼓舞，人们才能怀着正义与光明的期待战胜侵略。
张季鸾的为文风格，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他以超一流的学识能力和文字功底、严谨而又提纲挈领的思路，高人一筹的见解，诠释了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新闻人。他的风骨，播撒于万千社评之内，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助于造就社会上健全的判断力，有益于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助于建造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他不仅做到了文人论政的极致，甚或影响到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
当时，几乎中国发生的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能听到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的声音，其评论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掀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他和大公报因此赢得了公众和整个同行的尊重。
于右任先生曾这样评价张季鸾：“先生积三十年之奋斗，对国家有大贡献，对时代有大影响，其言论地位，在国家，在世界，并皆崇高。”
因为坚毅的精神，为抗战的呼喊，对国家的贡献，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大公报》为年全世界最优报纸，并称赞其是“最优秀的外文报纸”。
3长安惜别一代报宗
张季鸾在年9月6日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54岁。他的辞世给当时的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带来极大震动。社会各界纷纷发去吊唁，周恩来、蒋介石等各界名流亲临殡葬现场……
在今天榆林季鸾公园的纪念馆里，记者有幸目睹了先生的身后哀荣。毛泽东主席等特致唁电：“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等的唁电称：“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据榆林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惠世新后来统计，仅海内外各界名人发来的挽幛唁电达多件。
张季鸾先生的去世，在当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他的逝世是中国报界的一大损失，国共两党的共同哀悼使其成为史无前例的一人。其办报的思想及理念、品德影响了许多人，他对于新闻事业的执著，正如其遗嘱中写道“余平生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革命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对于国族有所贡献”，也许这就是他自己对其30年记者生涯的最好评价。
在一场空前的公祭仪式之后，经家属和陕西方面的要求，张季鸾的遗体于第二年被迎返陕西，安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归葬西安时，各界名流亲临追悼吊唁，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发来吊唁的信电成堆成堆地摞着。据记载，当年的陵园占地40亩，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陵园建成之初，曾有一个连的队伍专门在此为张季鸾守墓。可没过几年，随着战事吃紧，这些国民党军人也不知所踪，庞大的陵园也没了看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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