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援藏” 在藏北那十二年，我从乡到县、再到地区，故事太多了，写一千个小段子也写不完。因为我不是为了写回忆录，而是为了语言学习，所以，只能用最简短的文字，写那些最日常的事。如果写长了，写多了，写复杂了，翻译成藏文就比较难，学习起来就更困难了。这样，我根本没想写什么高大上的东西，想起一则就写一则，那些以往的人和事涌上心头，但我只能挑最简单的写。
写一则，就交给女儿翻译一则，第二天早上就到拉萨河边去朗读背诵藏文。尽管我这么努力，藏语文还是没有学好，最多也就是初小程度。学习语言是要天赋的，我没这天赋，只能靠最笨的办法。我再努力也达不到用藏文写作的水平。相反，藏族同胞学习汉语能力很强，掌握汉文水平很高。我认识的一些藏族朋友、特别是藏族诗人和作家，他们用汉语写作，思维方式和语言使用方式很奇怪，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虽然用的是汉文，可我们汉族人却怎么也写不出那种味儿来。
其实那些往事仍在传递并未远去
不为创作的创作是愉快的。我有幸遇到了那么多善良的人们，至今忘不了那些给我关心、帮助和恩惠的人们。曾经去找过那个把我的双脚暖在怀里的老阿妈，她已经去世。那个骂我其实很喜欢我的书记已经退休多年，还总抱歉地说自己脾气不好。那个教我做酸奶的大姐，前不久还请我到她家做客。我去年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专程到我工作过的嘉黎县麦地卡去看望那里的牧民乡亲……有的往事，自己想起来都好笑，我理发时总想起让我理发的云登啦；我失眠时吃安眠药也会想起那位错把安眠药当感冒药吃的老人。我每写一则小故事交给我女儿翻译时，她总觉得这些故事离她那么遥远而又亲近、那么陌生而又温暖，有时候，她翻译时也不禁笑出声来。那些故事发生时，她父亲也就她现在这么大年龄。
我在北京工作时，每年都会回到西藏，来看看这里的朋友，也会在北京接待来自西藏的朋友。有一年，女儿到北京过春节，我们在北京出版集团的春节联欢会上一同用藏语演唱《思念》，让同事们感动不已。可能因为我在西藏工作过的缘故，同事们对西藏题材的书稿也格外关照。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的出版就有这样的背景。这部书出版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是藏族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可惜加央西热没有能够亲自拿到获奖证书就与世长辞了。加央写的，的确是西藏最后的驮队，因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汽车进入牧民家庭之后，用牦牛驮运这种古老的劳作方式就消失了，我们为社会的发展而欢欣鼓舞，但我们需要保存这种文化记忆。加央的这本书，现在作为西藏牦牛博物馆的藏品展出。
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西藏旅游、经商、工作、飘泊和生活，对于西藏的认识也更为多元。撇开那些故意“神秘化”和“妖魔化”不说，我们每个人对于西藏，都有自己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审美角度。我的《藏北十二年》也只是其中一个角度。我没有选择宏大叙事，也没有选择离奇虚构，我只是为了语言学习，写了一串小故事，如果说还有一些价值的话，那就是它是真实的，是我亲力亲为亲闻亲见的而已。
吴雨初著名文化出版人。年大学毕业起在西藏的乡、县、地区、自治区工作，曾任那曲地区文化局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北京出版集团董事长，现为西藏牦牛博物馆馆长。
（本文部分文字根据吴雨初先生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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