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广东旅游出版社.4）这本书我是当做小说看的，那段历史虽然不远，但确实不太熟悉。无意间淘到了这么本书，就随便看看，就把这个当做是我了解那段历史的开始吧...
“周惠同志已经在东大厅等候。”
“唔”，华国锋鼻子里轻轻哼一声，步子仍然迈得缓慢沉重。
他有些疲劳，脑子却从未停止思考。明洪武帝说过，“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常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不理则众绪纷乱。”
当初“四人帮”便是“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他们在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的社论中首次用粗体字公布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正是这六个字给“四人帮”带来了被动，敲响了丧钟。因为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嘱咐”是：“照过去方针办”。
实在说，华国锋并没看出这两句话意思有什么不同，更没想到后面可以大作文章。倒是深知历史、熟谙政治的叶剑英懂得如何作文章。
“按既定方针办”，叶剑英指点报纸，拖长一些音调问：“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谁的呀？”
“讲给我的呀。”华国锋不清楚叶帅为何明知故问：“是我在政治局做的传达么。”
“不对吧”叶剑英神情蹊跷，头缓缓摇：“我记得你传达的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有三个字不一样啊”
华国锋憨然一笑：“意思还是一个意思。”
“不然吧”，叶剑英慢条斯理道：“我听外面传说，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春桥和江青同志的。”
华国锋一怔，犹豫道：“不可能吧？主席四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我在政治局作过传达……”
叶剑英神色一肃：“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你的那句，六个字就错了三个，何况时间也才四月，还不是临终。如果是另有嘱咐，为什么政治局谁也没听到传达，突然在报纸上出现？”
华国锋不语，竭力理清其中的关系，寻找要害，却似明似暗，明知不妥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临终嘱咐就是最后的遗嘱么，封建社会称为遗诏，是继承皇位的主要凭证。”叶剑英一下子便抓出要害，并进一步剖析：“谁遗诏在手，谁就主动。公元前二一0年，秦始皇病逝立遗诏令公子扶苏继承帝位，中书府令赵高和承相李斯为了篡权，合谋伪造遗诏，害死扶苏和大将军蒙恬。一七二二年，康熙帝临死前立遗诏，传位十四皇子，四皇子雍正在那个十字上加了一横，就变成‘传位于四皇子’。你瞧，他只改换了一个字就篡夺了最高领导权。”叶剑英一字一板：“他们的‘临终嘱咐’，或者是伪造遗诏，或者是篡改遗诏，最终目的都是要夺权。”
华国锋恍然大悟，右拳砸在左手上：“心怀叵测！”他虽然老实，不善言词，办事却也有干练之时。十月二日，他在乔冠华拟写的出席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的发言稿上，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统统划掉，赫然批上一段文字：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篡改遗诏就是谋叛造反，古有定律，罪不容诛。三天后，“四人帮”被秘密逮捕。
华国锋以毛泽东手书的三句话作为自己合法继承权的证明，或曰作为自己接掌最高统治权的法统依据，那么，他和他的盟友在掌握政权之后，别无选择，只能立即高高地举起毛泽东这面大旗。他本来就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现在尤其需要表明这种忠诚，他及时做了两件事：建毛主席纪念堂，宣布“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就是要“照过去方针办”，无须多言。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却不仅仅是为了怀念毛主席，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情，这里有重大的政治考虑。
陵寝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丧葬文化的高度体现。对死者的态度是为了给活人看，更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政治需要有关。
陵是丧葬的最高规格，只有帝王和人民英雄才能享此待遇。毛泽东是人民的大英雄，当然要有陵；帝王设陵是为了死后仍然骄奢淫逸，人民英雄死后设陵却是为着仍然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让人民见到他，也就是精神不死，大旗不倒。根据这个道理，如果遗体保存起来，供人民瞻仰，岂非效果更好。这是政治局的考虑，也是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但是，毛泽东当初带头签名提倡火葬，况且每天喊万岁，谁也不敢言身后事，一旦逝去，便有些措手不及。建陵建在哪儿？十三陵不行，人民英雄不能进皇帝窝子，何况离人民太远；景山不行，那是崇贞皇帝吊死之处；五泉山也不行，是中央首长们集中之处，而且挖了许多准备打仗的洞……
议论再三，决定降格一级，不建陵，建堂。堂址选在北京两条中轴线的交叉点上，市中心，自然是在人民中间了。至于纪念堂的样式，由于政治气候不等人，正方形的地基已经夜以继日地打好了，所以建筑物也只能是正方形。设计人员赶制出两个模型，送政治局审批。第一号模型上桌子，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赞同。第二号模型摆上桌时，恰好华国锋走进来，即兴一声：“这个好啊！”赞成第一号模型的委员们便跟着赞扬起第二号模型。汪东兴解释说：“还有一个模型，比较比较吧。”
华国锋问：“两个哪一个高啊？”
“论高还是这个，三十三点六米。”汪东兴指第二个模型。
“那就用这个吧！”华国锋表态，政治局委员们便纷纷表态首肯。不但是首肯了纪念堂，也是首肯了华国锋作为继承者的名份和权威。如果说，华国锋同“四人帮”在争夺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时，处处主动，受到党内外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支持；那么，他在同邓小平进行的另一种较量中，却一步步被动，越来越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邓小平并不要求毛泽东遗产的继承权，如果按“遗诏”行事，再换十人也不会轮邓小平去继承。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本人就是独立的大政治家，他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无须靠遗产活下去。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出山后，不但不争遗产的继承权，反而出手便将第一剑指向这份遗产：“‘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华国锋与“四人帮”是在争相重复毛泽东，邓小平却敢以政治生命赌实事求是，提出新思考，新主张。于是，他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于是，他有了聚集于这面大旗下的自己的追随者，有了自己的队伍。
“四人帮”重复毛泽东，是要将毛泽东的偏激、错误、歧见发展到极致，人民不答应，所以华国锋一举战胜了“四人帮”。但华国锋政治上踏步不前，要顽固地停留在毛泽东时代，陷入被动和困境便是必然的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遗产采取了批判地继承这一正确态度，这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的权宜之计，而是任何英明的政治家对前任唯一可选的正确态度。正是这种部分的否定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前进的新动力；也正是这种批判地继承才保证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保证了事业的连续性以及执政的法统依据。在这个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忠诚朴实，阅历不丰的华国锋大概还没有想这么多这么深，他走在松软的地毯上，心里窝着几分火又载着几分希望。
他恼火那堵灰暗的西单墙：“造球谣哩！”
（西单墙当年景象）
西单墙从去年开春便出现大批呼吁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大字报，以“人民呼声”向中央施加压力，华国锋称之为“逼宫”，加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人的支持，最后不得不让邓小平、陈云、彭真这样一批已过退休年龄的老一代政治家重新出山，终于发展成今日的对抗势力。汪东兴是始终全力支持华国锋的，他坚持不同意邓小平出山：“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毛主席摆在哪里？毛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邓小平的两下子早已经试过了，不行么，比华主席差远了”。这番话讲过不久，西单墙就开始攻击汪东兴，完全是用漫骂和造谣的方式进行。由于汪东兴的工作性质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聚集在西单墙下的斗士们便想出一个“宦官”的恶名，单是这两个字就足以让人声名扫地，何况又编造出一则谣言：汪东兴花五十个亿，在中南海为新领导们大兴土木建一座地下宫殿，叫“逍遥宫”。这种谣言漏洞百出，除市井之辈原无市场，偏偏能在“民主运动圣地”西单墙上再三再四出现，又被那些参观西单墙的游人带到北京每个角落，甚至全国各地。汪东兴是华国锋最倚重的政治局委员，搞他无疑就是搞华国锋。
“这里有阴谋，背后有人搞鬼呢？”华国锋愤怒中，更加感到组织力量统一思想的重要性。他长期受教于毛泽东，毛泽东多次谈及当年怎样一个个地找人谈心，统一思想，组织力量……
（图片源于网络）
趣味和哲理同在，悲观与理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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