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志是网易新闻客户端的掌舵人，今天有关他离职的消息在圈子里传得挺广。我孤陋寡闻，之前并没有听闻过他，今天碰巧读到他的这篇自述文，十分欢喜，朴实而又潺潺流进心底的文风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分享给大家。
今天是年的第天
阅后，晚安
我似乎总跟自己过不去
——南方报业年度记者龙志
一
五年前的夏天接到过一个电话，当时我正在湘潭市政协空荡荡的大楼里采访，电话响起，我朝楼梯间走去，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的编辑，你愿不愿意来南都？
对于一个已经工作两年的记者，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午后。
如果一切如初，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我在长沙总部的编辑正瞅着一个或者半个版面等着我填呢（当时是潇湘晨报驻湘潭记者，整个记者站就我一个人，当时的部门主管规定，无论有无版面，每天必须交一篇通讯主稿，两篇消息小稿）。我没有意识到，或将改变我的一生（或者说我从接电话后开始思索过一种怎样的生活），我记得当时这样回答：我考虑考虑吧。
这里丝毫没有倨傲的意思，恰恰相反，在当时充满迷惑的语境中，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将要做什么。我所有的人生经验是：大二过后，因为某种东西破灭，赌气进了报社；一年后，又因为某些东西幻灭，赌气跳了槽。现在呢？问题又回来了：我为什么还要南下，到一个我从未踏足过的城市？
几天前，我回过一次株洲，站在偌大旷荡的炎帝广场边上的株洲晚报6楼，和当年的老同事们聊天。7年前，我从这栋楼出发，踏上新闻的不归路。（这是我的幸运，以今日情境观之，又是我的不幸，和很多泥足深陷的记者一样，再也没有什么其它职业能勾起我的冲动）在这栋看起来外貌特征和生产的产品一样上了年纪的党报大楼里，总编辑居然决定录用一个大二学生，之后又送去北京培训，这是供职多年的老记者也争取不到的福利。至今聊起，很多老同事仍觉得不可思议。
这些短暂的接近两年的日子，是我最好的时光。在我入职前，报社新招了一批刚刚大学毕业的80后年轻人，这些人构成了对党报陈腐体制的冲击，成为日后互相学习的参照和竞争动力。
就工作量而言，除了每月月底挂在通报栏上的考核排名关乎面子问题，只要你不在乎收入的差距，几乎没任何压力。因而身心上反倒自由。对于一个新手，最有效的途径不外乎模仿。黄河路边上有家席殊书屋，离报社大约10分钟路程，在那里，可以买到诸如《李普曼传》中文版，以及新周刊、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章。那里很快便成了这帮年轻人获取养分的阵地。
那时候的生活似乎还没脱离校园气息，上午睡到自然醒，中午联系采访，下午写稿，晚饭后打篮球、洗澡、讨论业务，到了11点左右去吃宵夜，午夜兜风，开着报社的破奥拓满大街呜呀呜呀的转，回到宿舍后，看书，睡觉。日复一日。
生活是一口老池子，风吹不皱，可以终老一生，但也阻挠不了年轻人很多想法在汩汩冒泡。
那时湖南本土媒体，以潇湘晨报迅猛崛起尤为侧目。深度新闻部在易伟掌舵时，也是最有冲劲的时候（比如《财经》欧阳洪亮，凤凰周刊前记者张志强，中国青年报湖南站站长洪克非当时均为旗下记者）。
有一天，我接到易伟的电话，喊去特稿部。第一次，考虑良久，觉得毕竟当年是破格录取，报社待我不薄，犹豫后拒绝了。那时候，我已经在晚报上每月试着写三、四篇整版的调查，稿子影响也有，报社也承认你，但每个月末考核表一出来，我的分数总是末尾一两位。到最后一个月，我连续4篇稿子都在临签版时被撤换，这意味着，本月我将颗粒无收。领导可以纵容你、包庇你，但涉及到对体制的调整，则是铁板一块，因为他自己也是体制的一部分。易伟第二次邀请的时候，我便去了。
不幸的是，在我到晨报一周后，连易伟都去职到了凤凰周刊，整个深度部也不复存在。我流落到了湘潭。
这便是我当时的全部视野：起初，每天都盯着株洲，后来又守着湘潭。
听起过南方都市报，是孙志刚案引发收容制度废止之后，媒体引来新一轮轰炸。我在转载的报纸上看过“陈峰、王雷”等人的名字，犹如现在有人看到过我的名字一样，很快便忘了。株洲火车站边上，也有个收容遣送站，也在这时候变成了救助站，我去采访过，外墙四周粉刷一新，亮锃锃的不锈钢大门，二楼屋内昏暗的墙上，还找到过几处血渍。
我丝毫不觉得会跟报纸上的这几个名字将有什么关联。因为夏日午后的一个电话，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起来。
二
我来南都后的第一篇稿子是《机枪手卿伯金的光荣与梦想》（原标题），多年后的一天晚上，跟已经任职网易的陆老师喝酒，还能背出文章的开头。
陆老师正是当年打电话给我的那个人。年的南都深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重新组建。我跟阿福是同一天同时报到的，见过方三文，在入职表上，我看到领导在他表格上写着：直接录用。而我的表格上则写着：试用期三个月。
我在做完第一单调查报道四川“猪链球菌”后，回广州，刚下飞机，接到陆老师的电话，通知正式转正，那是入职后的第20天。
一些牛人，比如喻尘子、王帅哥、贾叔叔一一拜过之后，深度人马也算凑齐了。姜大米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名字，微笑的大米，多有意思啊。那时候，我还有两年的光景可以称之为深度最年轻的记者，所以后来有很多人跟我说，你们深度的人都宠你。
是啊，我说。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被宠坏。还好，不管名声在外还是藉藉无名，在陆老师看来，一切都要从文本开始学起。
于是有了人手一册的《普利策奖特稿卷》，通常是在白云仙馆、在苗圃，到后来最多的是办公室，每一篇稿子从结构到文本，从选题到立意，讲解得煞有介事，我们居然都能听得进去。
到两年后，文本在南都深度似乎走过了头，拐了弯，年宏城堡召开的年终会议上，“触及灵魂”的批斗中，我成了靶子。
我参与过最畅快的特刊采写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祭》，和喻尘子、姜大米、王吉吉以及帅帅的孙涛在唐山待了半个月，在后来大肆流行的媒体“特刊病”中，那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体验。
这几年里，有两件事值得记录。一是年下半年，在洛溪桥脚几个黑帮里卧底近一个月，当初凭着“行侠仗义”的热情去做记者的想法，在日后竟成为我正视这份职业的伦理问题的源头。比如，我知道了黑帮买卖人口，却没有去举报，而是选择了所谓记录。比如，我通过隐瞒身份，感情投资，骗取别人的信任，到最后，当他完全信任了我，并在我面前完全袒露时，我却把这一切都呈现在报纸上。或许在别人眼里，这仅仅只是一种经历，随着稿子的刊发，眼睛又得看到另外的地方。
我似乎总跟自己过不去。脑容量的筛子网格特别小，对任何内疚的感情都过滤不了。久而久之，会沉积下来，直到不堪负荷。
第二件事是，我在年写了《彭水诗案》。这两件事，都给我职业生涯带来了不少赞誉，比如《工人房买卖劳动调查》获得了第一届南都新闻奖调查报道的银奖，《彭水诗案》获得了第二届南都新闻奖调查报道金奖、年度大奖。但我要提及的并不是这些名声，而是在做这些调查时，以及做完之后，沉淀下来的那些想法。对于《彭水诗案》的不虞之誉，则在我年做邓玉娇案所经历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
三
年，是基于以上多年形成的惯性，不由得推着我走。调查记者干久了，越发觉得，工作和生活混淆，完全没有边界。这时候，你就等着，和女友的分手，对孩子的愧疚。还有就是，你年纪越来越大，你老啦。
几年前，在去唐山的途中，飞机触地时颤巍巍的抖动，我紧张得要命，大米却淡定自若，她说，落地的瞬间，是她最安心的时候。她知道，目的地到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里，我住在员村一横路省高院后面，我几乎都是选择晚上回广州，城市喧嚣随夜色渐渐褪去；我坐大巴从机场到市区，从中山一立交下来时，总能看到“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的南方都市报的霓虹灯。到后来我搬到环市东路上，机场大巴的路线也变了，再也看不到这些霓虹灯，心里有些落空，总感觉缺失了什么。
当一个人有了归宿感，总归不是件好事。它意味着，你在老去，一度熟悉的人和事都可能是腐蚀你肌体的药剂，在你不复年轻的面孔下面，正在怠慢、消融的是你曾经斗志昂扬，现在理解并称之为的“梦想”东西。
现在，连我们部门都进了一个84年生的美女，这时刻警醒着我，不能再嫩或者老下去了。于是我又继续跑起来，狠命地跑，终于出了故障。
我又一次去了四川，去做地震一周年；“7.5”当天我去了乌鲁木齐，并且呆了20来天，我恨自己不能变成一架摄录机，而不是手中的笔、本子和傻瓜相机。我在想，如果我仅仅把它当成一份还过得去的工作，苗人凤附体，从大漠打到雪山，从“鸡头”蹿到“鸡尾”，大可不必那么负累了吧？至少在外人眼里，还是个空中飞人呢。比如小乐的动力是爆米花的奶粉钱，兵哥的动力是下一次转山时最好能邂逅到女驴，我的动力呢？我既没有孩子，也不会持续地去想女人，我连这点乐子都没了，生活活该寡淡。
问题是，我又喜欢较真。于是我彻底悲哀起来，越发沉默，干脆钻到书纸里埋起来。年5月我正在看一本书名叫《杀死一只反舌鸟》，在去巴东做“邓玉娇案”时，它是我行李箱里放着的两本书之一。
在书中，牛逼的哈伯。李笔下的律师父亲为了让天真的孩子理解成人世界里的偏见和冷漠，真相所包含的危机和无奈，贡献出了一句牛逼的话：
“呃，大部分人好像都认为他们是对的，你是错的……”
“他们当然有权利那样认为，他们的观点也有权利受到完全尊重，”阿蒂克斯说，“但是在我能和别人过得去之前，我首先要和自己过得去。有一种东西不能遵循从众原则，那就是人的良心。”
到后来，世人骂我，辱我，毁我，践我，恶我，我耳朵里听到的，眼里看到的，始终只有这句话。但这仅仅是权宜过渡，后来我明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做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心魔还在那里，在等着你某一刻不期而遇。等我明白过来时，已经种下祸根。
到10月底，写完《黑金帝国》，长年郁积的小罪恶终于突破极限，在海拔多米的拉萨，病倒了。
维特日记每个这样深的夜晚读些打动人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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