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共享的“传统”——走进市场的西藏面具(二)
陈映婕张虎生
三、民俗的产业——异化与共享的“传统”
在当地人的眼中，市场转型中的面具商品已经脱离传统的宗教或娱乐的用途，成为一类“异化的传统”，另一方面，消费者又愿意相信面具是“传统”的，是象征西藏地方文化的外在符号。旅游经济传播了西藏的文化符号，使面具流转到了世界各地，成为世人共享的“传统”。我们的价值判断似乎很难从“传统”或“非传统”的二元思维中跳将出来，并且常常认为如果是“经济的”，便不是“文化的”。但事实上，二者之间并非存在分明的界线，传统在不可否认地发生变迁，走向商业化，与经济共谋，被再发明与再创造，成为一类文化产业，甚至正在形成一类“新传统”。这正是所谓的“传统”在当下语境中的发展态势之一。重要的也许不是急于给现象下定义并作出价值判断，而是了解产生这类现象背后的生成机制。
在旅游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中，民间服装、歌舞表演、节日庆典、婚嫁仪式、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手工技艺等民间文化，纷纷脱离了传统生活的日常情境与文化功能，成为由官方、商家、媒体与当地居民联合策划、包装与销售的文化消费品。这些被精心挑选出来的地方文化要素，游离出了原来的文化语境，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以满足大众的新需求，并创造经济收益。这类在全球都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经济现象，被民俗学者们称作是“民俗主义”。德国民俗学家海曼·鲍辛格认为，“民俗主义指的是那些引人注目的对民俗现象的运用和表达性的民俗表现”，即“对过去的民俗的运用”，是“现代文化产业的副产品，它表现了民俗的商品化，以及民俗文化被第二手地经历的过程”。[10]
出现这类现象的根源在于，快速转型一方面带来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多元，同时也带来了精神生活的困惑与迷茫。人们正置身于一个急速骤变的现代社会，大量变动不息的新事物容易使主体们产生焦虑和紧张，丧失安全感。波德里亚深刻地看到了由现代工业带来的痛苦的喜悦和富足中的困惑，“（工业）体系既产生财富也产生贫困，既产生令人满意的东西，也产生令人不满意的东西；既造成损害也产生‘进步’，它惟一的逻辑就是存在”。[11]大众不由自主地寄托于他们认为的传统，将传统当作是一种理想与解决之道，眼光向后，试图“寻根”，从而获得稳定与安心，进而增加自信与增强归属感。鲍辛格特别提出，应该研究现代社会中新民俗的功能，比如：(1)相对于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危机感而言，民俗给人们以透明感和认同感；(2)相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流行化、一边倒的趋势而言，民俗还给人们以具体的、多样化的世界；(3)相对于日益扩大的流动人口大军而言，民俗给人们以自信，给人们以回家的感觉；等等。“民俗主义”成为诸多转型社会的大众思潮之一，其本质源于心理层面。
就中国而言，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的经济与文化生活正在经历转型。外来文化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令国人应接不暇，疲于应付。改革开放才经历了短短数年，人们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快速变迁，衣食住行、交流方式、道德规范、精神信仰等，与之前有着本质性差异。与此同时，与“民俗”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经济现象不断蔓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热潮与时尚，其中包括：民俗旅游、民俗纪念品、民俗商店、新民俗节日、民俗度假村、民俗餐馆、民俗文化表演、民俗博物馆等等。传统民俗的形式和内容为经济社会借用、挪移和变形的“异质化”过程，直接表现为与日常情境的剥离与分裂、民俗的商品化，以及大众对民俗的集体消费。这些与“民俗”有关的文化-经济产物，不再出自民间社会自发创造与传承的文化法则，而是遵循商品经济与流行文化中如何运作“文化资本”的法则。
商品化的新民俗，是商业经济和大众文化的混和产物，其中消费者与生产者达成了一场“共谋”。一方面，消费者存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主义、地方情结和怀旧情结，偏好追忆前现代社会的自然生态与生活方式。许多来自都市的消费主体与旅游者，充满着矛盾的心态：与少数民族地区相比，他们来自主流社会，在经济上是优越的，但他们在精神上是自卑又失落的，渴望有信仰和寄托，希望找到“文化之根”与深切的认同。他们是失去“传统”与“故乡”的一代人。这些大众心理成为炮制民俗商品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官员、地方精英、商人、媒体，共同参与了对“民俗”的发明与再造，他们“开发”出了一个消费民俗的市场。尤其是大众媒体和广告商，不仅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还进一步催生出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符号，将文化产品与时尚、品味、个性化、现代感、性别美感等直接联系在一起，刺激人们持续不断地进行消费实践，使之形成一类模式化的消费惯习。
“民俗主义”是应对快速变迁中大众特定心理需求的重要对策，是时代语境下的综合产物。依赖传统社会存活的原有民俗正不断被消解和异化，或被重新塑造与解读，而现代消费社会与商品经济中萌生出来的“民俗主义”却欣欣向荣，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符号。这是民间的传统文化在当下与未来的两类变异趋势。如果我们认识到了民俗主义源自大众复古式的集体意识，而消费社会使之完全实现并大行其道，成为一类“被发明的传统”，那么关于西藏及其面具商品的消费想象也会自然而然地得到“祛魅”。
结语：面具的启示
在西藏的传统社会中，面具作为立体的神灵符号，常常出现在寺庙或民间宗教仪式的表演场合中，是被膜拜与敬畏的对象。但几何时，成千上万的面具作为廉价又受人欢迎的民族工艺品，出现在车水马龙的商业街。旅游大众将它视作是西藏传统文化的符号而趋之若骛。面具从传统的符号变成了消费的符号，世人以消费的狂欢形式迅速解构了传统的神圣性。市场经济联手消费社会，结合了公众的精神匮乏、地方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商家炮制的文化产业，以及大众媒介的集体鼓噪，成为全球语境下特有的普遍现象。大众借助符号化的消费实践去满足文化变迁中出现的心理需求，为“民俗”的发明与创造既提供契机，也为此推波助澜。前工业社会中日常化的地方“传统”在市场转型中逐渐式微，而在市场中诞生出来的新的“传统”正日益繁荣，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资源，这是“传统”在当下与未来的两类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羌姆”在藏文中是个动词，是“跳”或“舞”的意思。羌姆的雏形来自西藏本教的巫术舞和图腾舞，后发展为本教仪轨和佛教金刚法舞相结合的综合仪式产物，成为寺院表演仪轨的重要组成部分。
[2]“吉达吉姆”是一类民间曲艺表演艺术，内容多为驱魔祈愿。
[3]“米那”羌姆，即“俗人”羌姆。
[4]“折嘎”是藏语的汉文音译，是一类民间说唱艺术，内容多为祝愿祈福，表演具有夸张的喜剧色彩。
[5]“卓”是藏语的汉文音译，意为舞蹈，又叫“鼓舞”。主要流传于拉萨、林芝、山南、日喀则等地，是一种为了震慑邪魔和祈求吉祥的集体舞蹈，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6]牦牛舞又叫“卓达卓嫫”，主要流行于拉萨等地，常在大规模的庆典和节日里表演，主要表现生产性内容，表演形式以舞蹈为主，说唱为辅。
[7]吴勇、洛桑．面具背后的真实戏剧[N]．拉萨晚报．$2．
[8]“差巴”是藏语音译，在旧西藏意为“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
[9]（美）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1．
[10]转引自杨利慧：“‘民俗主义’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J]．民间文化论坛．（1）：51．
[1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41．
（原文载《西藏大学学报》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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